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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震:邓小平生态治理思想探析

发布时间:2015-09-11    阅读量:    

     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门前挂着作家马识途先生撰写的楹联:“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这副作于1983年的对联中提到的“治水秀山”可以说是对邓小平当时推动的义务植树、治理水患等壮举的高度概括,也是邓小平生态治理思想的生动体现。尽管由于邓小平主政时期党和政府工作的重心不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他本人也不直接分管这方面的工作,但在为数不多却极具重要性的生态治理实践和言论中,折射出他作为改革家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科学精神。从前瞻性的倡导提议,到政策法规的制定执行,再到身体力行和指导督促,邓小平所推动的一系列生态治理实践不仅有效解决了当时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今天,回顾邓小平生态治理的一言一行,体味其中蕴含的深邃思想,无疑能够为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镜鉴和启示。

    一、漓江治污:政府主导,铁腕治理,一抓到底

    桂林山水甲天下,漓江则是桂林山水的灵魂。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抓革命,促生产”的政策影响下,漓江两岸也集中了大量污染企业,严重影响漓江的水质和桂林的空气。1973年10月,就在桂林被确定为我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不久,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陪同来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参观桂林山水。但参访过程中看到的芦笛岩下浑浊的芳莲池水,冒着浓烟的工厂烟囱,以及江中绵延十多公里的污水带,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他语重心长地对随同的地方领导说: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文化名城,如果不把环境保护好,不把漓江治理好,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再快,市政建设搞得再好,那也是功不抵过啊![1]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桂林市组织人员对漓江和其他风景区受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提出整治方案;还把外宾对漓江污染和城市建设的意见、建议整理成册,呈送邓小平。他看了汇报材料后,亲自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并主持国务会议,研究漓江的治理和环境保护问题。不久,国务院颁发了《尽快恢复并很好保持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风貌》的决定,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把治理漓江提上议事日程,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把漓江治理好”。

    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不忘桂林的环保工作,两次对漓江治污作出重要批示。1978年10月9日,邓小平批示:“桂林漓江的水污染得很厉害,要下决心把它治理好。造成水污染的工厂要关掉,‘桂林山水甲天下’,水不干净怎么行?”10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把桂林市列为全国重点治理环境污染的20个城市之一,要求三至五年内重点控制包括漓江在内的全国主要河流湖海的污染,八年内使水质恢复到良好状态,基本解决大气、水质污染等问题。1979年1月6日,针对桂林治理污染进展不力的情况,邓小平再次指出“要保护风景区。桂林那样的好山水,被一个工厂在那里严重污染,要把它关掉。”[2]18日,国务院就以〔1979〕11号文件批转原国家建委《关于桂林风景区污染治理意见的报告》,转发给广西自治区政府和国家有关部委贯彻执行。

    经过十多年的综合治理,桂林市关、停、并、转、迁了沿江数十家污染严重的工厂,建成了多个城市污水处理厂和一百多套工业废水处理设施,同时对沿江实行封山育林、植树造林,整治河堤、疏浚航道等工程。这是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全国范围内对工业污染采取的最大和最严厉的治理措施。1986年1月,当邓小平再次来到桂林游览漓江时,看到江水清澈见底,十分欣喜地说:“这就好了,漓江水变清了!连水中的石头都看得见了!”[3]

    二、义务植树:全民参与,依法推进,持之以恒

    森林是陆地重要的生态系统。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提议下,1979年2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并确定每年3月12日为中国的植树节。

    1981年9月,针对四川、陕西等省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邓小平找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谈话,指出“最近的洪灾问题涉及到林业,涉及到森林的过量采伐”,“是否可以规定每年每人都要种几棵树,比如种三棵或五棵树,要包种包活……国家在苗木方面予以支持。可否搞出一个文件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施行,或者在人大常委会通过成为法律,及时施行。总之,要有进一步的办法。”在邓小平的倡议下,1981年12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绿化祖国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议。《决议》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是治理山河,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1982年2月27日,国务院制定颁布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从此,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以其特有的公益性、全民性、义务性、法定性在中华大地蓬勃开展。1982年3月12日,邓小平率先垂范,带领家人,在京西玉泉山种下了中国义务植树运动的第一棵树。当年11月,他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1991年3月7日,他为全民义务植树十周年再次挥毫:“绿化祖国,造福万代”。1992年春天,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深圳期间,在仙湖植物园与家人种下了一株高山榕。

    生态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打持久战的决心和信心。邓小平不仅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而且强调政策的持续性,要求林业建设要保证质量、持之以恒。1982年7月14日,邓小平在林业部党组关于飞播造林情况和设想的报告上批示:“每年四千万,为数不大。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地方做好规划和地面工作,保证质量。这个方针,坚持二十年,可能得到较大实效。”同年12月26日,他在林业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情况报告上批示:“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4]1983年植树节,邓小平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参加植树时指出,“全国种树,主要是提高质量,提高成活率。栽的多,活的也要多。”他还对一起劳动的中直机关干部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5]

    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展30多年来,在我国取得了巨大成效。到2012年,全国共有133亿人次参加,植树614亿株。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已经成为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大的生态文明实践活动,为绿化祖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永续发展:因地制宜,综合利用,统筹兼顾

    当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开放时,他面对的是贫困依然的祖国,因此经济发展自然成为最核心的关切。但这种发展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粗放发展,而是尊重客观规律,因地制宜,统筹生态和民生的协调发展。邓小平善于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6] 例如,“黄河所以叫做‘黄’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7]1978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大庆时指出:大庆要多种树。农业搞机械化,节约下的人力种树,还可以种草,发展畜牧业,要改造草原。[8]1980年5月31日,他在谈到农村政策问题时指出:“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9] 此前一年,他在“黄山谈话”中也提到:“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是你们发财的地方。”“山上东西多得很,要搞些专业队治山。……要有些办法,禁止破坏山林。……在这里,我们的资本就是山。”[10]

    在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资源的同时,邓小平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眼光做出了保护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的指示。1978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内参刊登了原福建农学院教授赵修复同志关于《保护名闻世界的崇安县生物资源》的呼吁,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紧张忙碌的邓小平却在第二天即做出批示:“请福建省委采取有力措施。”正是这一过问,福建方面加强、加快了相关工作。1979年7月,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保护自然区,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1999年进入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名录。1979年他在黄山发出号召:“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经过黄山人的努力,1990年黄山被列入双遗产名录,后又成为世界地质公园。1980年7月,邓小平在参观峨眉山时指出:“峨眉山是一个文化型的风景区,是一座宝库,要好好保护。要搞好规划,合理开发,综合开发。”[11]1996年12月,峨眉山不负众望进入双遗产名录。

    邓小平还提倡使用清洁能源,以减少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他看来,“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12]1982年9月,在陪同金日成参观四川农村时,他就指出沼气“这东西很简单,可解决了农村的大问题。光四川省,每年就可以节省煤炭六百多万吨。沼气能煮饭,能发电,还能改善环境卫生,提高肥效。”[13]1990年,邓小平在谈到发展新能源时指出:“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14] 1991年,以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国家级政策指导性学术期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创刊,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刊名,对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展提出了要求并寄予厚望。

    四、制度建设:健全法制,创新体制,强化机制

    邓小平一贯重视制度建设,强调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主张两手抓(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两手都要硬。这些思想同样反映在生态环境领域。早在1961年,邓小平在视察黑龙江时就谈到依法保护森林的问题,他举例讲:“陈老总从日内瓦回来,说瑞士像个花园,几百年来都有一个法律,砍一棵树要种活三棵,否则犯法。我们也应当立个法。”[15]1978年12月,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明确提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6] 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在改革开放头15年内就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制体系,构建了环境保护的“八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排污许可制度、限期治理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

    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强有力的行政体制来保障。1979年,为加快林业发展和加强林业资源保护,成立了新的林业部。1982年2月,为推进义务植树运动,又专门成立中央绿化委员会(1988年改为全国绿化委员会),统一组织领导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和国土绿化工作。国务院主管副总理担任全国绿化委员会主任,相关的部级领导任副主任和委员。同时要求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均应成立绿化委员会,统一领导本地区的义务植树运动和整个造林绿化工作。这一时期,我国的环境保护机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1974年10月,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正式成立。1982年3月,组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内设环境保护局。1984年,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原城建环保部下属的环境保护局改为国家环境保护局,作为其办事机构。1988年,国务院决定独立设置国家环境保护局,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环保机构在以后继续得到加强,1998年机构改革设置了正部级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3年国家环境保护部成立。

     生态治理要取得成效,还需要通过加强有效的机制,以提升管理水平。一是建立赏罚分明的奖惩机制。在倡议义务植树时,邓小平指出“看来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还不行。是否可以规定每年每人都要种几棵树……多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在给林业部的批示中又着重指出“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二是加强组织领导机制。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郑重提出“要把种树种草、绿化祖国的责任放在各级党委、政府和所有领导干部的肩上”。1987年,中央又提出“实行领导干部保护、发展森林资源任期目标责任制”。[17]邓小平本人也身先士卒,每年完成好作为公民和领导干部的义务,带动了各级政府和人民在生态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三是强化责任追究机制。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在林业部直属的大兴安岭森工企业,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这场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火灾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管理混乱、纪律松弛、违章作业和官僚主义造成的。事后,林业部部长和分管副部长均遭撤职,另有一百多名处级以上干部受到处分。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问责最为严厉的一次。

    (作者:林震,28365365教授,绿色行政与生态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冯天,28365365研究生)

来源: 人民网-理论频道      作者: 林震 冯天